威尼斯人:塞尔玛被导演安排在这样的场景中,而之所以《末路狂花》在女性主义意义的表现上如此成功

雷德利•斯科特作为风格多样且深谙影像结构之道的导演,在《异型》、《银翼杀手》、《角斗士》与《美国黑帮》等影片中淋漓展现了其成熟而风格化的视听构建。在他的电影序列中,有外星球遇险的惊心动魄,也不乏对人性本来面目的独特思考,更少不了传奇劲爆的恢宏场面,当然,也包括在若干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女性主义意蕴。
纵观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电影作品,先有《异型》中坚持到底的孤单女英雄,后有《魔鬼女大兵》的纯正魔鬼式雌性开山怪,或者干脆如同《人魔》中再度与杀人狂魔汉尼拔交锋越挫越勇的女干探。可以说,在他光怪陆离的各样作品中,表现女性主义或有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每次出手却大得惊人,而反观在《异型》(1977)和《魔鬼女大兵》(1997)与《人魔》(2001)之间拍摄的《末路狂花》(1991),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阵仗,也缺乏美式爱国主义情怀或者恐怖氛围,但却比斯科特其他以女性作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作品更丰满犀利,甚至更能深入人心。
显然,《末路狂花》中所塑造的两个女人在爱与罪不能相容的末路上驱车狂奔,比起《异型》或《人魔》等,简直小巫见大巫,然而关键的是,无论是《异型》或是《人魔》,女性主角作为形单影只却无比坚强形象出现,这些电影中的女性主义是一种从表象到内里对劳拉•穆尔维所论述的男权话语体系为绝对控制的电影工业产品的颠覆,女主角在全飞船的高手(当然有男有女还有机器人)面对异型怪物都败下阵来的情形下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驱魔任务,或者是在周围同僚(主要是男性同胞)的无能与怀疑中,只身与潜伏又复出的杀人狂魔周旋,无不是强悍而极具传统视野中的男性特征,在这类影片中,表现的甚至是一种颠倒了的女性主义,即,虽然是以女性作为唯一主人公,但是加诸于女性角色身上的性格特征行为模式还是传统观影眼光中的男性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是因为这些太空英雌与飒爽女警的存在,加强了所谓的“男权话语体系”在电影中的进一步确立与巩固。
而《末路狂花》则与众不同地跳脱了这个圈圈,设计了两个女主角,并不涉及宏大规模大片气势,两位女主角都不是英明神武的盖世英雄,一个是唯诺的家庭主妇,一个是漫不经心的咖啡厅服务员,现在地将女性性格的原生态面目固置于人物身上。而之所以《末路狂花》在女性主义意义的表现上如此成功,完全是因为编导在开拓两位女主人公的反叛气质中,并没有高大全地结构人物性格与情节,两位女主人公在出行到逃亡过程中,均不同程度表现出心理的脆弱与行为上的失控,冷静的外表下时不时都展现女人本色。而女主人公塞尔玛和路易斯在表面性格上随着故事推进与行程进行不断向内里深化,原先强悍得外表渐渐也会柔弱起来,原本缺乏自信的性格到后来竟成惊人决绝。而相对应的男性角色设置对女性角色的嬗变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推动和影响,影片的女性主义气场就在两位女主人公之间相处擦出的火花(这是区别于上述几部电影的最大特征)中得到升华,结局两人驾车飞跃悬崖,完成了凤凰涅槃式的洗礼。
影片伊始,塞尔玛是一个在性格暴躁丈夫面前唯唯诺诺的正牌师奶,不敢追寻生命中该有的自由,而路易斯则是举止强势的咖啡厅服务员,两人相约一同出游,第一度在酒店里塞尔玛任意放纵自己渴望自由的情绪引来心怀不轨的哈伦,而路易斯则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冷静。枪杀了哈伦之后,路易斯也是相对镇定。然而在影片进程中,塞尔玛的行为举止始终倾向于外露,而路易斯虽然强势却处处留着内敛趋势。在之后的剧情发展中,这种两人性格的互换过程随时间加速,这样的渐变在中途酒店中达到了质变,因杀人而逃亡的两人载上了牛仔小子J.D,而路易斯的情人吉米也如约带钱赶到,那一夜,路易斯冷酷外表下似水柔情在爱人面前将将崩溃,而塞尔玛则放开身心与J.D一夜情,这是两人性格达到某种程度平衡的分水岭,之后角色开始产生互换,路易斯依旧冷静,却更加与渐渐奔放的塞尔玛之间产生默契,而这种默契到后来在惩戒卡车司机的场景中展现成了双女处于同一均势对男权的颠覆。
在塞尔玛与路易斯性格差异渐渐趋向接近并最终以突破传统“1+1=2”模式激发出成倍甚至立方反男性社会秩序力量的同时,编导也有意地,在男性人物设计上,做了相当大胆且反传统的尝试。影片中的男性角色,要么如同塞尔玛的丈夫那样,性格暴躁同时懦弱无能,或者是J.D这样的性感小偷,而公路警察与卡车司机,则从根本上解构了男性的雄武神话。唯一有担当有风骨的男性角色便是警官哈尔,在获悉案情后一力想为两位女主人公的悲惨境遇做什么,但最终,眼睁睁看两人驾车奔落山谷。在影片所设置的这一基本上还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体系背景中,原本应该起到主导作用的男性角色一个一个或死或畔,哈伦强奸未遂被路易斯一枪打死;J.D骗取塞尔玛一夜欢情偷走所有现金;塞尔玛的老公懦弱无能唯有嫉妒心尚在;公路警察被两人关进自家警车后车箱;猥琐的卡车司机遭到两位“女神”射穿轮胎炸毁卡车的礼遇,连同路易斯最信任的情人吉米,也在逐渐怀疑中,将二人逃亡行踪透露给警方。如果说J.D与吉米的背叛意味着束缚女性自由的男权社会的丑恶呈现,那么路警与卡车司机则成为塞尔玛与路易斯所代表的女性势力对男权体系的一次反攻,至此所有以男性视点试图观察电影中供消费的女性形象的意图全部失效,因为电影呈现的,是一个以男性视角看来完全颠覆的世界,哈尔警官的昙花一现,在电影结局处也变成了无能为力,男性世界无论是扼杀或拯救,对于塞尔玛或路易斯来说都是失败的。这里的男性角色设置,假如以将《末路狂花》作为纯女性主义的彰显这个角度来读解的话,是完全成功的。顺便一提,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诸如木屋外的老人,橱窗里的婆婆,都对应了一种落寞荒凉,前者似乎是渐渐萎缩的男性缩影,后者或可看作不能解脱的女性苍苍老去,恰如影片的结局一样,两败俱伤。
在环境与主题上,影片选择了逃亡在俄州与德州之间的公路,对于人物塑造来说,是一种刻意的释放环境,唯有自都市逃脱,塞尔玛与路易斯在大路上飞驰,才于沿路经历悲伤惊喜,最终达成她们对自我、对既有秩序的挑战,曾受侮辱之苦的路易斯带伤前行、性格释放的塞尔玛抢劫了商店,然而用的却是J.D前一夜演示的方式,男权话语烙在两位女主人公身上的印记依旧鲜明。而结局,走投无路的两夺狂花一个眼神,一许默契,发动汽车直接飞跃下悬崖峭壁,她们自我解放的征途走到终点,虽然绚烂,但是最终,只是以昂扬姿态对男人们做了最后注定失败的反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雷德利•斯科特以及女编剧卡莉•克里(还是不可免俗地用了“女”字)想要传达的信息,既是革命性的绝地反击,又是一死向生、对于反击的对象的一种对抗性的隐形妥协。

  女性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观念体系。记得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父权社会构造的今天,当今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性别,并不是指生物学涉及到的狭隘的性别之分,这个体系更多关心的是社会文化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女性所应拥有的权利。在70到8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出产了不少女性主义经典影片。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相似,女性电影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身体情欲,更多的探讨的是女性身份认同以及心智升华。谈到当今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电影,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可谓是90年代名噪一时的经典影片。

(一)
  雷德利在影片开头,即以简洁的镜头语言与人物对白向我们交代了主要人物性格。路易斯出场的工作环境被安排在光线充足,轻松的咖啡馆,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性格果断理智的女人,路易斯拥有现代女性的最典型的性格特点。而塞尔玛的出场是在一间狭窄昏暗的厨房中,为丈夫准备早餐的她在丈夫的训斥下没有丝毫还嘴余地。她想告诉丈夫旅行计划的想法被湮没在了达里尔的愤怒中。塞尔玛被导演安排在这样的场景中,有笼中之鸟之喻,也为塞尔玛的出走埋下了伏笔。温顺善良的塞尔玛,与路易斯的性格形成鲜明互补。塞尔玛是典型的被置于男权社会枷锁,受监督地位的已婚女性,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社会角色通常具有最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而她的丈夫达里尔专横无礼,达里尔的粗暴无礼对后面塞尔玛性格的转变起到很大推动。

  在塞尔玛与路易斯的路途中,一个重要的男角色哈伦登场了。场景被安排在一间酒吧中。导演雷德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吵杂不安全感的场景,而两位沉浸在兴奋情绪中的女主角对此放松了警惕。从探员哈尔的调查中我们得知,举止轻佻的哈伦是一个经常玩弄女性且有暴力倾向的男子。哈伦象征着父权社会中女性最常遇到的暴力与性侵害社会问题,受害女性对此通常没有反击的余地。从后面的影片,导演介绍了路易斯的个人经历:哈伦其实是路易斯枪杀的第二名男性,路易斯早前在德州也有过被强暴的经历,强暴她的男子在她的愤懑中被一枪杀死。这也是为什么警方能在很快时间内锁定路易斯与塞尔玛的原因,而负责该案的探员哈尔是真正,也是唯一了解路易斯(也指所有女性)内心的角色。存在主义的观点说,原始群体的生物学和经济的处境必定导致男性的统治。女性比男性更受到物种的折磨,身处男性主义陷阱的女性,使用某些手段甚至是被逼无奈的。哈伦的言语掀开路易斯的伤口,在德州的那段不堪经历涌上她的脑海,路易斯举起了枪,不仅仅是对哈伦不尊重女性的惩罚,更是女性对男权社会愤慨。

(二)
  法律是男人们制定的社会规范,它在某些地方对男性有更多的偏袒。如果没有任何证据表示塞尔玛被性侵,那么两位主人公将以持枪杀人被起诉,更何况塞尔玛在酒吧和死者有过一段共舞。路易斯在德州有过前车之鉴,她们害怕,选择了逃避。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曾对法律批判:“暴力本身并不犯法,只有确定另一方不同意时,暴力的性行为才成为强奸,才得到制裁。这样,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暴力,视其为正常的男性行为。暴力的一方和受虐的一方所表现的,恰好是男性社会权利分配的写照,即统治与服务,暴力与同意。”

(三)
  作为家庭主妇的塞尔玛更多是依赖丈夫的收入,加上达里尔蛮横暴躁、咄咄逼人,被置于这种家庭地位,孱弱的她没有更多话语权,更何况私有财产。她与达里尔之间没有亲密互相依赖的感觉,唯一了解彼此的机会就是争吵。

  塞尔玛在电话中对达里尔说:“达里尔,你是我丈夫,而不是我父亲”。这是她第一次对达里尔的男性权威做出反击,对羁绊自由的桎梏做出反抗。自尊心强的塞尔玛对路易斯撒谎编造了一个体贴和关心自己的达里尔,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失落。这种落差和渴望得到慰藉的心理,给了小偷JD一个可乘之机。

  路易斯的男友占米看似玩世不恭却深爱着她,但他们之间缺少内心的交流。

  在快结尾时,塞尔玛在便利店旁对路易斯说:“在某些方面你还有依靠,还有占米,但我不能活下去(因为我一无所有)”。路易斯在车上说:“这(次旅程)是你第一次要表达自己的感受。”塞尔玛的一无所有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更是在精神。由于她的一无所有,她在家庭关系中得不到所应享有的尊严的高度。她是柔弱的受害者,又是强悍的反抗者,她的反应是女性觉醒的过程。

(四)
  塞尔玛的行为举止始终倾向于外露,而路易斯虽然强势却处处留着内敛趋势。两个人的性格呼唤加速,最终达到质变是在中途酒店。三次遇到货车司机的表现更是整部影片中两人心路历程的缩影,到后来在惩戒卡车司机的场景中展现成了双女处于同一均势对男权的颠覆。抢劫超市、将公路警察关进后备箱更是两人所代表的女性势力对男权体系的一次反攻

(五)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谈到:每一个意识都企图作为至高无上的主体单独出现,每一个意识都力图把另一个意识压制到奴役状态来达到自我完善。影片中警方是男性社会制度秩序的缩影,这种不平等集中表现在男权社会的基本配置,以及对两位女主人公的不留情面的追缴上

  从影片伊始,在城市中表现两位女主人公的镜头多是中景和特写,随着公路旁景色逐渐荒凉,更多使用到的全景,空镜以及俯视镜头无不给影片蒙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悲情色彩。塞尔玛与路易斯在道路上飞驰,在一路悲喜交加的遭遇中,完成了她们对既有秩序的挑战。
影片的女性主义气场在两位女主人公之间擦出的火花得到升华,走投无路的两朵狂花,最终一个眼神交汇,一许默契,飞跃悬崖,自我解放,完成了凤凰涅槃式的洗礼。